张立伟：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83]其次，大数据技术已深度介入并支配数字人格与身份的设定，在大数据画像中，人们将难以理解和回应自身如何被定位、涵括、排除、奖赏或是惩罚。

当然，【例2】在上述的司法判断框架中，在论证方面尚有不是非常明确之处。在事实关系方面，此案与【例1】有共同之处，都是因考试作弊成为是否构成不授予学士学位的要件。

这种情况下，行政诉讼针对该裁量权进行的司法审查，便不能如【例1】那样着眼于是否超越职权等实体性事由进行审查，即对行政权是否合法的实体性判断开始弱化。如【例3】指出司法审查仅涉及程序方面： 审查学位授予行为在程序上是否合法应考虑以下因素：（1）高校对学位的授予条件是否事先履行了告知义务，事后是否及时公布结果;（2）学术委员会的组成和议事方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3）时间要求是否合理;（4）对不授予行为是否进行理由说明，并告知了救济手段。2.关键性定位的转变 与【例1】相比，【例2】对校规的定位已经出现一定的变化。[25] 于艳茹诉北京大学撤销博士学位案, 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7） 京01行终277号。从判决的内容看，该案件并没有涉及到高校设置校规从而对要件进行具体设定的内容，而是在围绕法院是否可以直接作出课予义务判决[20]的问题上，指出高校认为颁发毕业证属于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司法审查应该有一定的限度，法院不能直接判令学校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于2012年7月发布的甘露不服暨南大学开除学籍决定案判决，即【例6】[21]，则再现了【例1】建立的二元规范结构论。在实践中，承载这些内容的文书对外表现形式往往起名为细则或办法等名称。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是人类运用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思维方法去探索自然、社会、精神的奥秘，获得关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并用以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活动。

只有在对上述问题进行详尽分析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才能根据立法机关的不同需要制定能力建设的具体方案。倘若立法缺乏与我们称为‘法律的那种值得尊敬的制度相联系的一点点尊严, [13]立法如若不能呈现为一种有尊严的管理、法律的一种值得尊重的来源, [14]立法效能何以产生？有学者认为，自主性使得立法机关能够（can）且确实（do）能够独立于行政部门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能力是在人的生理素质的基础上，经过教育和培养，并在实践活动中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经验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实然与应然的两个面向上讲，立法能力主要涵括认知能力、决策能力、协调能力、起草能力、论证能力、审议能力和解释能力。

在我国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立法准备阶段，主要包括进行立法预测、形成立法创议、作出立法决策、编制立法规划、起草法案等。[50]代表的产生、代表的结构、代表的履职、对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等都是目前完善选举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

面对中国的问题，立法者立法能力的提升，有赖于对影响立法能力的制度、体制、机制等进行的整体改进与完善。公平与无差别地改善个体福祉善治的八条原则。如果相持不下，甚至可能会耽搁立法进度。无论采取什么方式，论辩的展开至关重要。

[2]参见莫纪宏：提升地方人大立法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制度路径初探,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123页。如我国《立法法》有立法搁置权与否决权以及立法监督机制的规定，立法主体可以通过法律赋予的搁置权与否决权以及立法监督的制度安排，事前事后双管其下，对政府主导立法形成强而有力的掣肘。准备性审议主体是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目的主要是决定法律案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同时对拟决定列入会议议程的法案进行必要的完善。因此，立法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是至关重要的。

对计划和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作的部分调整和变更的审查和批准。在我国，法案起草者的主体是多元的，以列入人大以及常委会议程的法案为例，起草者主要是人大或政府以及人大或政府委托的第三方，如专家学者、律师等。

[49]（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第九版），林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28]在这个意义上，起草能力指向的是德性的立法如何成为可能。

这种职业化既包括专职化也包括专业化。（七）解释能力 法律是一种阐释性概念。这标志着中国的政治管理模式从善政走向善治。这些专门委员会有收集信息、培养政策专门知识和独立于其他机构作出决定的手段。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目标如期完成。法案的起草者无论是发现法律还是表述法律，都承担着政治责任、专业责任和道德责任。

[3]在西方的语境中，立法能力主要是围绕着议会—政府关系展开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

摘要:  立法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完成立法目的、满足立法需求所体现出来的本领和能量，表现为立法的生产力。四、结语 人大的立法能力问题需要置于宏观的宪法体制中加以考察。

[20]参见关保英：科学立法科学性之解读, 《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78页。言辞表述表现为在立法过程中，立法主体对相关法案的解释和说明。

目前，我国的立法实践已经建立诸多发现分歧、表达分歧的制度，如立法公开征求意见制度、立法调研制度等。对应地，便有了政府立法能力的研究，即政府能够使得自己想要的提案无拖延地在议会通过，达到预期的目的。[62]See Arter, supra note [16], pp.245-257. [63]See Philip Norton,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P. Norton (ed.), Legislatu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 [64]See Richard Rose, Ungovernability: Is There Fire behind the Smoke?, Political Studies, Vol.27 Issue3, 1979, pp.351-370. 作者简介：宋方青，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立法的任务不外乎找出民族的共同信念与共同意识，经由立法形式保存与肯认。

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立法听证常常是一种选择性的行为，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故时常被指责为作秀应付，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立法论证的实效性。立法机关不采取首长负责制或个人负责制进行活动，主要是以举行会议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职能，作出最终决策。

在立法过程中，法律草案的起草者对法案的形式和实质内容均发挥重要的作用。立法是一个系统工程，统筹布局能力是指立法者对立法进行统一筹划，并作出科学、合理安排的能力，它是一种高层次的运筹能力，贯穿于立法的全过程，保证着立法整体上的协调统一。

事实上，议会一直都在被包括行政首长、行政机关、法院和政治利益集团在内的外部力量挑战和影响。英文的capacity，依《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是：①容纳力。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其中所涉特点、需求与实际究竟是发端于相对人的客观事实呈现，还是给付方的主观想象臆断，则往往决定了相应国家给付的现实绩效。[30] 三、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融贯性权益事项 文化事业视域中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权益事项，往往是所涉规范内涵的结果性秩序表达。图书馆法》第8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之规定，第30条文献信息共建共享之规定，第31条数字化、网络化服务之规定，第36条图书互换共享之规定，第40条数字服务网络之规定。

应在相关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中对各类供给者的职责、功能予以合理界分、定位，并在治理模式、资金管理和设施管理诸事项上分别设定相应的交往式、保障式与评判式组织行动指引策略。[3]参见赵谦、何佳杰：《体系化、公共性视域下公共文化服务立法的保障共治》，载《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一方面，就成果基准而言，应根据我国当下社会发展水平与文明程度状况，从凸显基本文化权利和文化需求的最低限度供给角度出发，[39]将各类共识性公共文化服务事项中所必须列明设定的指导性服务项目，列为成果基准必选事项。在社会正义、渐进推进、差异对待、公民选择和政府主导原则的指引下，[47]其旨在凸显不同区域的各类居民皆能平等、优质、高效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其应当作用于相应行为规范体系保障的各个程序环节，绝不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形式上的量化评价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而更为强调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对公民个性化的基本文化需求作出实质意义上的满足。[31]许育典：《文化宪法与文化国》，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6年版，第8页。